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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还曾经是一个出色的编辑。正如萧乾所说:“倘若他没从1935年的夏天就办起文化生活出版社(以及五十年代初期的平民出版社),倘若他没把一生精力最充沛的二十年献给进步的文学出版事业,他的文集也许应该是四十卷。”(1)

巴金有着几十年的编辑生涯,并曾在文化生活出版社工作过14年,50年代初在平民出版社工作2年,担任两社总编辑。在他的编辑生涯中,曾编辑出版过多套著名丛书和多种著名期刊,是一名十分尽责的编辑,为我国现代出版事业作出了很大贡献。本文通过对巴金编辑生涯的回顾,对巴金的编辑思想进行了粗浅的研究。

一、巴金编辑出版的书刊

巴金很早就开始了他的编辑实践。在他漫长的编辑生涯中,编辑了大量书刊。

(一)、图书

1926年,巴金曾与卫惠林一起为太平洋书局编《革命论丛》,最终未出版。

1935年8月,巴金应吴朗西之邀,从日本回国,加盟吴朗西、丽尼等人发起筹办的“文化生活出版社”(以下简称文生社),并任总编辑。9月,该社正式成立。当年巴金便主编了《文学丛刊》,并亲自担任该丛书的封面、装帧设计。该丛书小32开本,用纸讲究,纯白色带勒口的封面,外加褐色护封。封面印上书名、作者、丛刊名称,字体、颜色不同,显得醒目、大方。每集16本,从1935年出版至1948年,共编10集,全部160本,囊括了86位作家的长短篇小说、散文、诗歌、戏剧、评论乃至书简、报告等。其中有著名作家如鲁迅、茅盾等的作品,但更多的是文学新人的著作,甚至有不少是处女作。在第1集出版时,巴金撰写了一篇发刊词性质的广告附于书后,道出了该丛刊的四大特色:编选谨严、内容充实、印刷精良、定价低廉。这套丛书“可以称为我国现代文学史上规模最大的一套文学丛书”(2),促进了我国新文学的发展。

巴金还主持编辑过《译文丛书》(先是黄源主编,抗战开始后由巴金主编)。这是一套规模宏大的世界文学名著丛书,共收53种,包括狄更斯、勃朗特、福楼拜、托尔斯泰等文学巨匠名作。该丛书25开本,版式大而略带方形,封面有作者画像和内容介绍。这套丛书有计划地向读者介绍外国文学名著,受到好评,曾不断再版。

巴金主编过的丛书还有《文化生活丛刊》46种,这套丛书在选题上侧重文学、大众哲学、社会史,收录作品以译作尤其苏俄作品为主;《新时代小说丛刊》2种,收有巴金的长篇小说《雪》和萧军的长篇小说《第三代》(1、2部);《现代长篇小说丛书》14种,收有老舍的《骆驼祥子》、沙汀的《淘金记》、巴金的《憩园》等;《文学小丛刊》3集共17种,这是一套小型文学丛书,采用36开的小开本形式,主要收录中青年作者的散文、诗歌、戏剧和中短篇小说,如艾青的诗集《大堰河》、师陀的短篇小说集《无名氏》等;《文季丛刊》26种,这套丛书仍然以散文、小说和戏剧为主,其中许多作者后来都成为中国文坛的大家;《烽火小丛书》15种,是以短篇小说、散文集及诗歌集为主的文学丛书。在1949年至1952年期间,巴金还为平民出版社主编过《新译文丛刊》4种、《文学译林丛书》。

在巴金主持文生社编辑工作期间,该社出版过20多种丛书、专集和一批宣传抗日的小册子。这些书刊中,有些由他直接主编,有些是由他兼任过一段时间主编,有些则是在他的关心和帮助下出版的。

(二)、期刊

1、巴金年轻时代参与编辑过的期刊(1920年开始)

早在1921年5月,巴金就参加编辑了《半月》,该刊于同年7月出版第24期后停刊;

1921年9月1日,巴金参与创办的第一份刊物《警群》月刊出版,但该刊仅出了1期;

1922年春,巴金和友人创办了《平民之声》周刊,并生平第一次担任主编,该刊出版10期后停刊;1925年9月15日,巴金和郑真恒等16人创办了《民众》半月刊;1928年12月,巴金到自由书店兼任编辑;1929年1月30日,他以马拉为笔名主编的《自由月刊》创刊,前后共编辑出版了5期。

2、30年代巴金参加编辑(或主编)的期刊

1931年1月20日,巴金化名李一切与卫仁山(卫惠林)共同主编的《时代前》月刊出版,该杂志以登载文艺方面的小文章为主,共出版了6期。

1934年1月1日,巴金与章靳以、郑振铎共同筹办编辑的《文学季刊》问世。该刊的创办宗旨是:组织、推动作家,特别是年轻的进步的有朝气的作家,用新的创作来打破当时北平文坛的沉闷空气。该刊于1935年12月出版第2卷第4期后停刊,是当时影响很大的文学刊物。

1934年10月10日,巴金与卞之琳等一起创办主编的另一个文艺月刊《水星》面世,这是一个只发表创作,不发表评论和译作的文学刊物,前后共出版了2卷9期。

1936年6月1日,他与靳以一同主编的《文季月刊》出版。该刊是《文学季刊》的继续,同样在当时影响很大。

1937年3月15日,巴金和靳以合作主编的《文丛》月刊创刊。

1937年7月,由于日本的侵华战争,使《文学》月刊社、《中流》半月刊社、《文季》月刊社、《译文》月刊社联合于8月22日创办了《呐喊》周刊,该刊从第3期起改名《烽火》,期号另起。一开始由茅盾、

巴金等编辑,后来由巴金负责主编,1938年11月11日出版第20期后终刊。

1937年8月,巴金还担任了以郭沫若为社长、夏衍为主笔、阿英主编的上海《救亡日报》的编委。

3、建国以后巴金主编的期刊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巴金曾担任《文艺月报》(1959年下半年改名为《上海文学》)杂志的主编。

1957年,巴金同靳以一同创办了《收获》杂志,并担任主编。《收获》的办刊宗旨为:“多出人,多出作品”,在发刊词中,巴金、靳以这样说:“……我们愿意以‘收获’作为作家和读者的桥梁,让读者表示对作品的意见,让作者倾听读者对作品的意见……,使他的作品更成为人民喜闻乐见的作品。”40多年来,巴金始终关注着这份刊物的成长。

编辑这些书刊,巴金花费了大量的时间和精力,几乎每一本都是他心血的结晶。

二、巴金的编辑思想

巴金曾说过:“我一直被认为是作家,但我也搞过较长时期的编辑工作,自以为两方面的甘苦都懂得一点”(3)。正因为如此,巴金在编辑工作中更为认真负责,在长期的工作实践中逐步形成了自己特有的编辑思想。

(一)、严谨认真的编辑作风

跟巴金打过交道的作者、读者都知道,巴金是一个尽职尽责、相当认真细致的编辑。

虽说他是文生社的总编,但对一家小规模的出版社来说,总编除了组稿、审稿外,还得做诸如校对、跑印刷所等具体的工作。他曾经逐字校对过《人生采访》那样的五六百页甚至更大部头的书。对于译作,他必定会对照原文仔细校订,如孟十还译的果戈里、普希金的作品和许天虹译的《大卫.科柏菲尔》的译稿,都被他改得密密麻麻。

他事必躬亲,对文生社出版工作中的每个环节都一丝不苟地对待。例如有一次“为了改正《草原故事》(高尔基原著)中的错字,我到华文印刷所去找排字工人求他当场改好。

那个年轻人因为下班后同女朋友有约会,显得很不耐烦,但是我缠住他不放,又讲了不少好话,终于达到了目的”(4)。

除了看校样,巴金连图书的装帧设计、插图和排版格式都要管。他喜欢藏书,热衷于收藏名家名著的各种版本,并收集了一些国外图书装帧设计方面的资料,以便在工作中作参考。他有一本厚厚的外国印的讲装帧的书,收录了许多文学著作的封面、扉页和图片,《文化生活丛刊》的封面设计就是从中借鉴而来的。他很重视插图,有时为了替一个译本搜集几种版本的不同插图,他不惜花许多时间在自己的藏书中细细寻找。他编辑的巴尔扎克的几本小说的开本、装订,则模仿了法国的出版物。由于巴金的努力,文生社的书在装帧设计上显得自然、朴素、大方,形成了自己独具的风格。文学翻译家李文俊先生青年时期爱读文生版的《译文丛书》。他说“‘译文丛书’开本短而宽,而且往往是厚厚的一大册,像个脾气和蔼的矮胖子,给人一种敦实可靠的感觉”(5)。

巴金甚至亲自过问图书的宣传推销。文生社所出图书的内容介绍及广告词,大多出自巴金、丽尼等人之手。巴金撰写的广告词,语言精炼、文笔优美,颇吸引读者。文生社除了在书后环衬、版权页、封套、勒口等处刊登新书预告、内容简介外,还印制图书目录和其他宣传品。

对于作者的来信、来稿,巴金都是亲自复信,对稿件提出修改意见或说明未刊用的原因。在他为文生社编辑了几套丛书后,读者来信增多,他也几乎是每一封信都作答复。

巴金因编辑工作需要与鲁迅有过交往,鲁迅对巴金认真负责的作风极为欣赏,曾以赞赏的口气对人说:“巴金比别人更认真”(6)。

巴金认真负责的编辑作风还体现在在那战火纷飞、颠沛流离的年代,始终坚守在工作岗位上。每到一地,他总是立即着手建立文生社在该地的分社,把工作尽早恢复起来。

在敌人的炮火、敌机的轰炸中,他一边编稿子,一边冒着生命危险跑印刷厂发排稿件、取校样。书刊出版后,又亲自打包、邮寄外地。他在其编的《生人妻》后记中说:“飞机在我的头顶上盘旋了三天了。谁能够断定机关枪弹和炸弹明天就不会碰到我身上?然而我活着的时候,我还是要工作。我愿意趁这个时机,多做完一件事情”。广州失陷前一天,巴金丢弃了大部分行李,带着《文丛》第2卷第4期的全部纸型转移到桂林,将刊物出版。并创办了文生社桂林分社。他在《文丛》第2卷第5、6期合刊的卷头语中说:“这本刊物是在敌机接连的狂炸中编排、制型、印刷的。倘使它能够送到读者诸君的眼前,那么请你们相信我们还活着,而且还不曾忘记你们”。之后随着日军侵略的扩张,巴金先后转移到昆明、贵阳、重庆等地。无论在怎样恶劣环境下,他都忠于职守。

巴金的行为,一方面出于爱国,另一方面也反映出他对编辑工作高度的责任心和对出版事业的热爱。文生社由于有这么一个能干、严谨认真的好总编,在当时的出版界赢得了很高的声誉。

(二)、重视作者工作

巴金说过:“编辑是作家与读者之间的桥梁。作家无法把作品直接送到读者的手里,要靠编辑的介绍与推荐,没有这个助力,作家不一定能出来”(7),“作家和编辑应当成为诚意合作、互相了解的好朋友”(8),“而搞好和作家和读者的关系,也就是我的奋斗项目之一”(9)。

巴金是这么说的,也是这么做的。在他的编辑生涯中,具体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发现、培养和帮助新作者

巴金编辑的丛书除了品种的多样性外,还有一个明显的特点:以新人为主,以老带新,并使文生社形成了出版作者处女集的编辑方针。正如巴金在《文学丛刊》的广告中声明的,这套书“作者既非金字招牌的名家,编者也不是文坛上的闻人”。因为他认为“新作者的‘处女作’常常超过成名作家的一般作品”(10)。

这种只从繁荣创作角度着想,不考虑赔赚的做法,在当时的出版界非常难得。这与巴金的编辑思想是分不开的,他曾说:“编辑的成绩不在于发表名人的作品,而在于发现新的作家推荐新的创作”(11)。

对此他深有体会。他的处女作《灭亡》就是被叶圣陶慧眼识珠,刊登在《小说月报》,才使巴金顺利地走上了文学道路。巴金始终致力于发掘有才华的文学青年,使许多人从此迈进文坛并成为著名作家。

传为文坛佳话的是巴金对曹禺的发现。在靳以那里,巴金看到存放了两三年的曹禺的剧本《雷雨》。他一口气读完,被深深吸引,决定在《文学季刊》第1卷第3期发表。1936年1月,他又将《雷雨》编入《文学丛刊》第1集单独出版。类似的例子很多。如罗淑(世弥)是翻译家马宗融的妻子,巴金无意中发现了她写的短篇小说《生人妻》,将其发表在《文季月刊》上,从此将罗淑推向文坛;何其芳最早的一本诗与散文合集《画梦录》,被收在《文学丛刊》第1集里,这本薄薄集子的出版使还是大学生的何其芳一举成名;一位失学失业的青年陈光英(荒煤)的第一篇小说《灾难中的人群》被巴金采用,刊登在《文学季刊》上,使这个21岁的青年从此走上文学道路,后来巴金又编辑出版了陈荒煤生平第一本书《忧郁的歌》;丽尼的第一个散文集《黄昏之献》也是作为《文学丛刊》之一而出版的。此外,刘白羽、萧乾、芦焚、臧克家等等,都是由于巴金编辑出版了他们的处女作,才使他们在文学界崭露头角。这些都说明了巴金作为编辑具有高尚无私的职业道德。

巴金还说过:“作为编辑工作者,你们应当把自己看作这个园地的园丁,你们做的不仅是介绍、展览的工作,你们还有将‘萌芽’培养成树木的责任”(12),“编辑部......有责任帮助和培养青年作者,把一批一批成熟的作家送进我们的‘文坛’”(13)。

萧乾始终认为文生社是他创作道路上的引路人。他说巴金“不仅自己写,自己译,还促使别人写和译;而且为了给旁人创造写译的机会和便利,他可以少写,甚至不写”(14)。

巴金曾启发萧乾走出回忆童年的狭窄主题,鼓励他写以控诉帝国主义文化侵略为题材的长篇,写更有时代感的作品。在黄裳失业时,巴金将他写的各类文章编选出来,印成一本小书;并鼓励他翻译外国文学作品,还把译本借给他,使黄裳走上了文学道路。“对这样一位在前面引路的前辈的帮助,我一直怀着感激的心情”(15)。

文生社办社宗旨不在赚钱,因此虽然出过许多好书,但几乎没有什么盈利。然而在稿费上文生社从来都不占作者的便宜,甚至当一些关系好的作家处于困境时,巴金还按月预付稿费,帮助他们维持生活。

陈荒煤曾对巴金作过这样的评价:“(巴金)一直是热衷于发现、培养、扶植青年作家的编辑和出版工作者,培育了一代又一代新人,对中国革命文学事业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16)。这个评价是中肯的,也是符合实际的。

2、珍惜作者的作品

巴金自己是作家,所以深知创作的不易。他在编选的毕奂午短篇小说集《雨夕》的后记中写道:“我不忍心让作者的心血这样腐烂下去......”,因此无论是对于友人还是陌生作者的作品,他都尽力将他们的文章集齐全,编选出版。

罗淑病逝后,巴金在战火纷飞、动荡不定的生活中,为她整理、加工、抄写了一篇篇字迹潦草的原稿,编成四本集子:《生人妻》、《地上的一角》、《鱼儿坳》和译文集《白甲骑兵》,使早逝作者的作品得以传世。他还不辞劳苦,或搜集杂志上发表的散篇,或利用手边已有的作品,先后为散居各地的艾芜、毕奂午、田涛、屈曲夫等相识或不相识的作者编辑出版了《逃荒》、《雨夕》、《荒》、《三月天》等短篇小说集;为老友卢剑波编辑了小说选集《心字》;为亡兄李尧林(李林)整理出版了译著《月球旅行》和《伊达》;为亡友王鲁彦、缪崇群分别编选了《鲁彦短篇小说集》、散文集《碑下随笔》;为已去世但与自己并不相识的青年作者郑定文(蔡达君)编辑了小说集《大姐》等。就这样,巴金使一个又一个作家或成名,或在文坛留下了一缕痕迹。为做这些工作,巴金消耗了大量宝贵的时间,但他“并不因为自己在这方面花费了不少时间感到后悔”(17),因为“我们工作,只是为了替我们国家、我们民族作一点文化积累的事情。......十几年中间经我的手送到印刷局去的几百种书稿中,至少有一部分真实地反映了当时我国人民的生活。它们作为一个时代的记录,作为一个民族发展文化、追求理想的奋斗的文献,是要存在下去的”(18)。

3、尊重作者

作者在创作过程中为作品花费了大量心血。巴金认为,编辑必须尊重作者。在长期的编辑生涯中,巴金正是这样做的。

第一,巴金认为,编辑对作者的文章虽然有删改权,但不论大删小改,必须征得作者同意。巴金是作家,所以有切身体会“自己的文章也让不少编辑删改过,别人改我的文章,如果我不满意,后来一定恢复原状”(19)。因此,他当编辑的时候,总提醒自己:“要小心啊,你改别人文章,即使改对了九十八处,你改错了两处,你就是犯了错误”(20)。他还提出具体的删改稿件的建议:“一,可以不改的就不改,或者少改;二,一切改动都要同作者商量”(21)。

第二,巴金认为,编辑只是一种职业,而不是一种官衔,编辑和作者的关系是平等的。

他认为“编者和作者站在平等的地位;编辑同作家应当成为密切合作的朋友”(22)。编辑离不开作家,因为作品是刊物、出版社的生命,“得罪了作家我拿不到稿子”(23),“漏过了好作品是编辑的过失,他会受到读者的批评”(24)。因此,“真正爱护作家的是好的编辑,同样,好的编辑也受到作家的爱护”(25)。对于解放后出现的一些不良现象,巴金极为愤慨,他曾说,“这些年同某些出版社打交道,我有一种不应有的感觉,对方好象是衙门。在这方面我有敏感,总觉得不知从什么时候起出现了出版官。......我念念不忘‘出版官’,这说明我和某些出版社的关系中,有什么使我感到不平等的因素”(26)。

正是由于巴金非常重视与作者搞好关系,才团结了一批作家,形成了自己的作者群。

并且老新结合,以老带新,不仅使文生社的作者队伍越来越大,而且出版社与作者之间关系十分融洽,许多新老作者、译者主动供稿。从而“尽管我所服务的那个出版社并不能提供优厚的条件,可是我仍然得到各方面的支持,不少有成就的作家送来他们的手稿,新出现的青年作家也让我编选他们的作品。我从未感到缺稿的恐慌”(27)。巴金甚至还将自己掌握的书稿支援其他有困难的出版社,这在当时竞争激烈的出版界是少见的。

(三)、时刻为读者着想

巴金常开玩笑说:“作家和读者都是我的衣食父母”(28),“读者不买我编的书,我就无法编下去”(29)。

为了使更多的读者有书读,他着重从两方面去努力:

1、把好书介绍给读者

30年代的中国,文化事业不景气,进步的新文学作品和外国文学名著的销路都不是很好。因赚不了钱,出版商们都不愿出这类书,尤其是非名家的作品。巴金他们不仅愿意出,而且更愿意出新人新作,只想着繁荣创作、把更好的作品介绍给读者,而不考虑赔赚。

他说:“我编辑丛书只是把可读的书介绍给读者。我生活在这个社会,应当为它服务,我照我的想法为它工作,......正因为这样......我才编印那许多丛书”(30)。巴金的这种想法得到了前辈作家鲁迅和茅盾的鼓励,文生社得到了鲁迅无私的关怀和帮助。鲁迅生前最后几部书稿都给了文生社,并对书的装帧设计也予以指导,还亲自撰写广告词,甚至先垫付印刷费。

为了“把更多的好作品介绍给读者”(31)。巴金在他编辑(或主编)的《文学季刊》、《水星》、《文季月刊》、《文丛》和《烽火》等刊物上向读者推荐了大量优秀作品。也正是在这样的思想指导下,文生社有目的、有计划、有系统、又有重点地进行新书的编、译与出版。萧乾曾说过:“‘文生’出过朱洗的科普读物多种,翻译方面出过弱小民族的作品集。此外‘文生’还出了丁西林、李健吾、曹禺、袁俊等人的专集。以‘文生’那样小规模的出版社,这么有系统有重点地介绍外国文学,是很不容易的”(32)。只要书的内容有价值,值得向读者推荐,即使销路差、印数少,文生社也出版。但决不为赚钱而出迎合某些读者低级趣味的书。正像巴金在“文学丛刊”第1集广告中写的那样:“我们可以给读者担保的,就是这丛刊里面没有一本使读者读了一遍就不要再读的书”。

但同时,巴金认为,作为编辑,他只是把作家的作品推荐给读者,作品究竟是好是坏,最终还是要靠读者自己去评判。他说:“我们更应该相信读者。......一部作品的最高裁判员还是读者。古今中外的文学名著是靠谁保留下来的呢?还不是读者!也只能靠读者”(33)。所以,巴金在编辑工作中真正做到了把读者摆在第一位,从读者的角度编选作品。

2、使贫寒的读者有书读三十年代的中国,文化并未普及到平民百姓中,学问依旧是特权阶级的专利品。一般书店和书商只顾赚钱,都愿经售杂志,因其周转快,而不肯出版书籍,特别是不赚钱的书。

即使出书,书价也很高,许多人买不起,导致贫寒的读者没书读。公立图书馆也不为贫穷的读者开放。青年们强烈的求知欲得不到满足,中国社会闹着“知识荒”。正是针对这种情况,文生社刊行了《文化生活丛刊》。在《刊行〈文化生活丛刊〉的缘起》中,巴金写道:“我们刊行这部丛刊,是想以长期的努力,建立一个规模宏大的民众的文库。把学问从特权阶级那里拿过来送到万人的面前,使每个人只出最低廉的代价,便可以享受到它的利益。......本丛刊是真正的万人的文库:以内容精选、售价低廉为第一义,无论著译编校,均求精审,不限门类,所有各个学艺部门,无不包罗”(34)。由此看出,巴金不仅认识到出版事业对于文化普及的重要性,并且已付诸实施。

出于为贫寒的读者着想,文生社出版的书最明显的特征是定价低。巴金在《文学丛刊》第1集的广告词中说:“在定价方面,我们也力求低廉,使贫寒的读者都可购买”。

在《草原故事》的广告词中,巴金说:“本书前在生活出版,现由译者收回重加校订,几与重译无异,而售价却较前减低二分之一。这是〈文化生活丛刊〉最近给读者诸君的一个贡献”(35)。

为了让更多贫寒的读者有书读,巴金确实花费了不少心血。他常说的一句话是“把心交给读者”,想读者所想,急读者所急,处处以读者利益为重。无论是作为作家,还是作为编辑,巴金都确确实实地做到了这一点。

“处处想到作者和读者,没有私心,不为名不为利”(36)的思想贯穿着巴金的整个编辑生涯。

三、结语

文化生活出版社这样一个规模极小的出版社,在出版界产生了一定的影响,在文化界享有较高的声誉,出版了许多优秀书籍,一定程度上促进了我国文化事业的发展。这一切是与巴金的才干和独到的编辑思想分不开的。他把自己一生中最宝贵的年华奉献给了编辑出版事业,虽然自身的创作少了很多,但他为我们创造了更多更为丰富的精神财富,在中国现代出版史上留下了光辉的一页。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巴金这位尽职尽责、勤奋工作的总编辑在主持文生社期间纯属义务劳动,从未领过分文薪水,一生靠自己的稿酬为生。在文生社困难时,他甚至还拿出从别处得来的稿费支援。巴金对他所做的一切是这么解释的:“我在文化生活出版社工作了十四年,写稿、看稿、编辑、校对,甚至补书,不是为了报酬,是因为人活着需要多做工作,…….我一生始终保持着这样一个信念:生命的意义在于付于,在于给与;而不是在于接受,也不是在于争取”(37)。

注释:

(1)(14)(32)、萧乾.挚友、益友和畏友巴金.文汇月刊.1982

(2) (2)(6)、华水.他心中想的总是别人:记巴金的编辑生涯.见:他人集.太原:山西人民出版社,1984

(3)(7)(8)(11)(19)(20)(21)(24)(25)(33)、巴金.致《十月》.编辑杂谈(第2集).北京:北京出版社,1983

(4)(9)(17)(18)(22)(23)(26)(27)(28)(29)(37)、巴金.对默默无闻者的极大敬意:为上海文艺出版社成立三十周年而作.见:书海知音.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1992

(5)、李文俊.家壁先生与福克纳的初版本.见:纵浪大化集.北京:九洲图书出版社,1997

(10)(12)(13)(31)、巴金.祝青年文学创作的发展和繁荣:《萌芽》创刊致词.见:巴金

论创作.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1983

(15)、黄裳.思索.见:负暄录.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1986

(16)、荒煤.心灵中仍然燃烧着希望之火.人民日报,1982.6.16

(30)、巴金.怀念胡风.见:无题集(《随想录》第5集).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6

(34)(35)、巴金.巴金书话.北京:北京出版社,1996

(36)、李济生.我所知道的文生社.出版史料(第3辑).上海:学林出版社,19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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车辆状态都注销了,那这车怎么还在他手里???不是应该报废啊???千亿娱乐官网官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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