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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布时间:2017/10/18 6:15:25编辑:李娜 点击:772次

哒哒哒哒哒……嗖……砰!!!”一连串拟声词从广东顺德人阿黄的口中喷出,向我描绘着他在南苏丹首都朱巴一个将军府邸的遭遇。前线的政府军打仗回来了,留守发粮的部队却不给发足额军饷,于是引发火拼,政府军打了政府军,军营爆炸了。将军的府邸就在军营旁,阿黄听到子弹打在墙上的声音,听到火箭弹发射的声音,一切近在耳边,他瞬即趴到地上,恐惧袭来。

阿黄是去新生的非洲国家南苏丹考察投资机会的。能住在南苏丹将军的府邸,是因为那大房子被他的朋友租了下来,并且请了将军的高阶卫官作保镖。枪声还未停,很快地,两辆卡车载着全副武装几十号大兵从尘雾中冲过来,包围了将军府,那是将军的部队,是来保卫他们的。从地上爬起来的阿黄想了又想,一夜没有睡好,第二天,拿了护照改签机票告别朋友,直飞肯尼亚。

惊魂未定的阿黄继续着他的非洲考察之旅。他到了坦桑尼亚的经济首都达累斯萨拉姆,并且在坦桑乃至东非规模最大的商品批发贸易区卡利亚库(Kariakoo)转悠了整整一个月才回国。三个月后,7月初,就在我遇到他的三天前,他带着一个人和一个货柜货重访卡利亚库,正式启动了在非洲的生意计划。他目前最急迫的任务是马上租到一个合适的店面,尽快开张。

坐在位于卡利亚库,我们共同的朋友、福建晋江人文雄的五金店里,我问阿黄为什么冒着“枪林弹雨”来非洲,他说因为国内生意不好做了。他在顺德经营家电用的阻燃塑料制品,他们有工厂,也为一些大的家电品牌供货,但市场萎靡不振,这几年已经赚不到什么钱,他必须出来,现在非洲经济增长快,“商人嘛,哪里有钱赚,我们就来哪里。”阿黄一直笑,文雄也笑,就像在广州和义乌可以看到的任何一个开心赚钱的中国商人。

华商一拨接一拨

像阿黄和文雄这样闯荡非洲的中国贸易商人,在卡利亚库开有至少500家店,这个数字仅包括合法店面。除了四散各地的中国工程人员,他们是在坦桑知名度最高的中国人,漫游在整个非洲大陆的他们,也是非洲人日常生活中最常见到的中国人。

文雄的两个中国店员和两个坦桑店员在柜台后忙碌着。位于十字路口拐角的店面位置好,来询价的人络绎不绝,“Rafiki,Rafiki”(斯瓦西里语“朋友”)叫着,甚至也有头顶大筐来卖鸡蛋的妇女围上来兜售,她们知道这些中国人爱吃土鸡蛋。

文雄坐在靠墙的收银台边,隔个片刻,店员便拉开他面前的抽屉往里放些钱,那是刚卖出去的货物的货款。他去年11月从乌干达来,租下来了这店面,今年元旦正式开张,主营门锁、挂锁、改锥、电钻等家用五金。

“这儿的生意才刚起步!”这个18岁就到乌干达闯荡、现在24岁小伙子看起来非常自信,总是带着远超他年龄阶段的成熟商人式的微笑。

没有树木也缺少绿色,卡利亚库横平竖直的格子状街道上塞满了一间一间店铺,坦桑人、印巴人、中国人,纺织品商店挂出的色彩鲜艳的布匹和服装,以及运货的车辆和涌动的人流交织在一起,带来一种拥堵不堪躁动不安的繁荣气象。走入卡利亚库的一刹那,商业蓬勃发展的强劲脉动就会扑面袭来。

“最早的卡利亚库中国商人是1990年代末过来的,改革开放初期做小商品的在国内混不下去了,开始到非洲到坦桑尼亚来,但现在那些人基本上都消失了。”在自己位于三楼宽敞明亮的办公室里,窝在沙发里的卡利亚库商会副会长兼秘书长张路语速飞快。他的确很忙,下一拨客人、某个坦桑政府官员已经在办公室外等候。这个最早在卡利亚库经营手机业务的中坦混血后裔,现在的办公室已从卡利亚库搬到了中产区域的写字楼,但他拒绝谈论自己的故事。

有着古铜色皮肤的张路说,现在的卡利亚库,淘金历史最为长久的一批中国商人是2004年、2005年来的,很多人都是做贸易开始发展到了实体工厂,“从2007、2008年开始,金融危机,这一区中国人急剧增多,那时正是国内小私企大规模走下坡的时候。”

2011年是另外一个节点,苦熬了几年的广东福建浙江等地做小商品贸易的大量私营企业主,靠简单的出口已无法为继,他们选择了和国家战略相吻合的道路—“走进非洲”。2012年,卡利亚库的中国商户达到了三百家。

“去年3月习近平主席访问坦桑之后,中国人涌进来不少。”张路补充道。中国国家领导人对坦桑的重视显然也吸引了投资者的注意。现在商会的正式说法是,卡利亚库地区合法中国商铺在500家以上,其中浙江人占一半,福建人次之、广东人再次之,从事服装、鞋帽、家用百货贸易的商人数量最多。

也正是在那个时候,已经在乌干达首都坎帕拉打拼5年的文雄考虑转战坦桑尼亚,他觉得乌干达市场规模有限,但在那里积累的经验已足够自己应付坦桑更大的市场。

“小费能解决的都不是大问题”

2008年12月,金融危机的寒潮正在袭来,18岁的文雄跟着同乡老板飞往乌干达时,还在读中专,但他随后的经历正应了晋江人的那句民谚—“没文凭的都是老板”。文雄的老板在迪拜有店,他在那里见到了和中国一样繁华现代的都市,等飞机在坎帕拉降落,他却看到了路边的猴子。

经历了卖货却无法与人沟通的痛苦之后,三个月,连“Howareyou”都不懂回答的文雄在和乌干达同事的交流中学会了英语。六点多起床,开车到仓库拉货,再回家洗漱做午饭,然后开车送货去店铺,早餐往往就着鸡蛋吃块东非大饼,卸货,卖货,中午微波炉加热午饭,下午继续看店,如果这一天销售状况好,他会在下午4点多钟到银行,请银行员工帮忙填写存款单,把一天的销售款存起来。这样的工作每周持续六天,单调而孤独的生活日复一日,唯一的娱乐是周日的篮球时间。店面的负责人他称之为孙总,除了孙总夫妇,店里就他一个中国人。

三年后,2011年,孙总夫妇回国,文雄开始独当一面,最多的时候,他在坎帕拉开了3家五金店,雇了8个乌干达店员。这个语速不快的年轻人永远平静的微笑令人过目难忘,他抱怨着乌干达和坦桑尼亚的腐败,抱怨着各种名目的小费,抱怨着非洲人的懒惰和小偷小摸,同时,又不得不想出各种办法和当地政府斗争,支付小费,或梦想着有一天能雇到真正可以信任的非洲员工,即便花高薪也在所不惜。最重要的是,经历了这一切之后,他成了一个成功的商人。

2010年,文雄被自己的员工偷了,或者就是抢了。头一天客户送来价值10万人民币的货款,因为来不及存银行,第二天上班卸货的过程中,被一个已在他的店里工作了两年的乌干达员工拎起撒腿就跑。寻找无果后,文雄托朋友报案到警察局,第二天就抓到了那员工,但警察告诉他,10万人民币只剩下了1万多(乌干达先令约700多万)。他不信那个“黑工”一天就挥霍了8万,“也许警察又私分了一些呢?”但按照约定,他仍然给了破案的警察局长300万先令(约7500人民币)小费。

坐在收银台旁讲故事的文雄看起来还是怒气未消。“这个案件比较大,连续开庭搞了好几个月,这个黑人最后被判了两年。我抓他不是为了要回那些钱,而是让他们看一下中国人不是好欺负的,他家人也过来求过我,没用!开庭很久没结果,他又经常翻口供,要这个证人那个证人,非常麻烦,后来也还是要塞小费,法官要塞小费,警察也要塞小费,所以最后剩下那些钱,全部塞小费塞光了。”

自此,文雄的店里再未发生类似的偷盗案。“我们不断用这个例子跟他们讲,慢慢慢慢,相对改进了。”文雄口中的偷盗和懒惰是中国商人对非洲人最集中的两个负面评价。

在乌干达,文雄需要面对的骚扰更多来自于质检部门。第一次遇到时,他懵了。几个人看到是中国人的店进来了,说有人举报你们店里的产品质量有问题,“我给他看货柜清单,看完之后,他们说了一堆问题,拿了封条要封店门”,但很快他知道怎么办了,“小费能解决的问题都不是大问题”。交涉渐渐变成了小费的数额,最终的协议是400万乌干达先令,约合人民币一万元。

“我说怎么要这么多,他说我们人多啊,我们每个人分一点,我们老板也还要分一些啊。他们就赤裸裸这么讲。好吧,我说一年来一次我接受得了,但经常来我只能关门。我一天纯利都没400万。”文雄说。

一周后,却又有另一拨质监局的人找上门。文雄觉得敲竹杠的盯上了他,这一次他不愿意再当冤大头。两家店被封,仓库也封了。“然后我就去找一个朋友,在肯尼亚留过学的中国人,他认识质监局局长,没想到局长要更多的钱,1000万先令,两万五人民币,我的店还被封了两天。”

但找局长的好处是,从此以后再也没有质监局上门查,“因为他也给我保证,说如果再有问题,直接去找他。”

“变压器一年还没有装好”

文雄在乌干达的故事是在非洲中国商人普遍的经历。

这也带出了中国商人在非洲最被诟病的问题,但没有人仔细讨论,究竟是中国人热衷于用钱解决问题的方式,培养了非洲人索要小费进而索贿的习惯,还是非洲原本就腐败,只是中国人更加大方。

至少还是有中国商人不喜欢给小费。“我不喜欢给小费,结果是什么?我的变压器一年了还没有装好。我去供电局,他们拖着不给装,就是想要小费,我不想,那就等吧!”32岁的泉州南安人华山坐在他11层酒店二层的工地上跟我说了这番话。

这个有些书生气的年轻人,在2013年下半年抵达了卡利亚库,这是他第一次走出国门,路线和文雄以及阿黄一样,迪拜是最重要的中转站和跳板。事实上,沿着他酒店门前的街左拐200米,就是文雄店铺所在的路口。

但华山并非没有花过小费。刚到坦桑不久,他几乎被移民局抓。他持旅行签证入境坦桑,抵达后,找了家华人旅行社办理了三个月的临时工作签证。某一日他正在自己的酒店工地监工,移民局官员来了。“他们居然会用中文说‘我是移民局的’。”他拿出临时工作签证,本以为没有问题,但麻烦很快出现,“他们说我的签证写的工作地点并不是这里,而是那家华人旅行社。”小费显然是必须的,最终华山以27万坦桑先令(约合人民币1000元)解决了问题。

正在装修的酒店是中坦合资,大股东是华山妻子的姐夫。大专毕业的华山原本在晋江工作,“现在非洲是1980年代的中国。想想看,我们改革开放刚刚开始时,抓到机遇的人都赚了,而且服务业在坦桑的市场潜力巨大”。第一次见到他时,华山正在酒店一楼一间专卖中国箱包毛毯的店铺里看店。杂乱的货品挤住了门脸的大半,一辆货车又堵住了半条街,华山坐在杂乱店铺的最深处,望着我,笑着,一个印着成龙头像的挎包就吊在他的头顶之上。

等一起挤坐在柜台后面,华山麻利地拿出简易茶具开始泡起功夫茶。“这个老板是黑人,他也爱喝中国茶,他去忙了,我帮他看会店。”他口中的“黑人老板”叫做马利亚,原本是大股东的拖鞋大客户。10年前,马利亚孤身一人经过迪拜到广州闯荡进货,他曾是广州小北路“巧克力城”的一员,10年后的今天,他不再销售拖鞋,却因为当年积累的信任,和中国朋友合资做起了酒店。这里的地皮是马利亚的,资金则由大股东和华山筹措。

现在,未来的酒店总经理华山每天的工作,只是监工和看店。和国内的装修一样,他说必须亲自看着,甚至要比在国内更费心力。因为坦桑没有相关的本土建材供应,瓷砖、门、电梯,灯具……所有的设备和材料都从中国来,“而且这里小偷太多了,建材一不留神就丢。春节我回趟家,电梯专用的缆绳就被人撬开门偷走了。”和其他中国商人一样,说起坦桑政府的低效率和小费所代表的腐败,在非洲一年的华山一肚子苦水。

在福建老家时,喜欢交朋友的华山曾经做过一个专做拖鞋的镇子的网络论坛。到坦桑之后,他又架设了“坦桑尼亚华人论坛”,并且利用微博和微信,形成了一个坦桑华人的社交网络,最受欢迎的是每日更新的坦桑新闻。“连大使都经常在朋友圈转我发布的消息呢!”他也会发布华人寻找献血的救急帖,会帮忙为来坦桑的志愿者或骑行者寻找免费住处,细腻之处,的确像个有着长远考量的酒店总经理。

华山的报道里,华人华商的安全是重点。今年四月的一天早上,在上班的路上,在离他的酒店不远的一个路口,他看到一家温州人的鞋店四壁空空,货物甚至连门和墙壁都不翼而飞。头天一夜之间,这家店铺被人强拆完毕,没有人知道究竟是谁干的,店主前夜放在铺中的700万先令不翼而飞,连带货物损失达1000万先令(人民币3.7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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