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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博大数据 2017/10/2 23:44:39 阅读:20
国民党主席、亲民党主席访问大陆,两位党主席均把探望病中的汪道涵作为此次出访的最重要议程之一,这也许是对汪老之于两岸关系作用的最好评价。

这15年,台海局势瞬息万变、波诡云谲。汪老也时常忧心如焚。然而值得欣慰的是,汪老终于可以看到2005年台海形势的新变化,看到了两岸关系发展不可阻挡的经济、社会的融合和一体化的进程,而这一切都与汪道涵先生一生中的最后使命联系在一起。

其一,在两岸政治分歧严重的时候,汪道涵先生探索出了民间接触、协商对话的机制,形成了通过“两会”的民间性、经济性、事务性和功能性谈判,推动两岸关系发展的模式。

其二,找到了两岸谈判的最大“公约数”,创造性地提出了两岸共同促进中国统一的论述———“……双方应共同努力,在一个中国的原则下,平等协商,共议统一。”

其三,实事求是地了解台湾各阶层民众的思想脉络,本着解开台湾民众的“历史心结”、纾解台湾“历史悲情”的胸襟,提出一系列对台政策思考和对民众的优惠措施。

两岸关系历史性的一步

1991年12月16日海峡两岸关系协会成立,汪老任会长。当时两岸政治僵局难破,但在大陆和平统一政策和蒋经国生前开放探亲措施的共同推动下,两岸经贸交流、人员往来持续扩大。汪老以政治智慧和诚意开拓了两岸政治隔绝之下新的交流领域和民间沟通模式。其中最为人称道的当属1992年两岸达成的“九二共识”。其后,1993年在新加坡举行了第一次“汪辜会谈”签署了“四项”协议。两岸关系从此进入一个民间机构代表官方磋商的新阶段。“汪辜会谈”的意义在于明确了两岸关系的基础是一个中国原则,两岸关系发展方向是中国统一。汪老在两会磋商中调和鼎鼐,以宽容的态度和娴熟的谈判艺术,使两岸在经贸交流、人员往来中衍生的“公证书使用查证”、“挂号信函查询”等问题得到解决,在保护台商权益和共同打击犯罪等方面达成了广泛共识。

其后,台海风云突变,“汪辜会谈”终成绝响。但汪老及其领导的海协会始终保持着与台湾各界人士广泛沟通。1997年11月他在会见台湾新同盟会会长许历农时谈及,只要两岸追求统一,在一个中国内涵的界定方面,应包括两岸同胞共同参与国家的整合。1998年5月他会见台湾“中华台海两岸和平发展策进会”会长林洋港时指出,中国应是两岸同胞共同的祖国,统一问题,可长可短,对台湾民众求安定、求和平的心态,“人同此心,心同此理”。因为,汪老相信,中国的和平统一政策绝非权益之计,而是中国几代领导人基于对国家未来发展和选择现代化道路的大判断。

纾解台湾民众的“悲情意识”

1998年,中断5年的两会交流恢复,并实现了“汪辜会晤”,达成了推进两岸经济合作、政治议题对话、汪道涵访问台湾等“四点共识”。

对于次年的台湾之行,萦绕着台湾民众而又常常被大陆忽视的“悲情意识”也同样让汪老揪心。他希望此行能够对中国近代史一些问题进行厘清。对于计划中在台湾一所大学的演讲,当时是由我承担讲稿的撰写工作。记得汪老曾特别提到:演讲稿内容要充分地体谅台湾在中国近现代史上特殊的历史遭遇,充分体谅台湾民众对两岸关系有着特定体验和看法。比如:一些人认为他们与中国的内战与两岸军事对峙无关,他们只想通过选举方式让台湾人“出头天”,而不愿意触及两岸统一问题。所以,要强调我们无意将国共对抗的历史包袱加诸台湾民众身上,我们理解台湾同胞特殊的历史体验和心态。在谈判问题上,我们已经因应了岛内政治转型,主张“两岸平等协商”。我们更注意到,并尊重台湾社会变迁的现实,考虑台湾特殊政治生态,提出欢迎台湾各党派、各界人士参与到促进两岸的政治谈判的过程之中。那次汪老还专门嘱咐我行文措辞一定要融会中央的大政方针,要体现出“在一个中国的前提下,什么问题都可以谈”这样对待敏感议题的豁达态度。

历史不能回避,对台湾同胞的歉疚不能因为历史变迁而付之阙如,要有勇气替前人担负历史责任,以包容开宏的眼光看待岛内民众的“悲情意识”和两岸关系的未来。显然,在汪老心中,与台湾的沟通与交流,不仅仅是与台湾各界、各派政治势力进行的“政治对话”,更应该包括“历史的对话”、“民心的对话”和“未来的对话”。

两岸要避免“锱铢必较”

然而,1999年7月李登辉抛出“两国论”,使汪老此次赴台访问终难成行。2000年后民进党上台,两岸关系和平稳定的基础更是面临严重挑战。然而,即便在这样的惊涛骇浪之中,汪老及海协会依然在不停顿地致力于全面推动两岸各项交流。

这一时期,台湾政商、知识界的人士来大陆每每提出拜会汪老,只要有时间,他都同意见面,注意倾听他们的想法、建议,会见时他会随时作笔记,甚至对谈话中提到的一个数字、一句民间谚语,都记得很仔细。

令人印象最深的是与学界名流、台湾清华大学前校长沈君山先生的会谈,汪老知晓沈君山教授精通围棋,就以行棋为喻——两岸关系发展如同弈棋,规则就是“一个中国”,这是基础;布局、中盘、收官循序渐进,关键是把握好过渡阶段,避免在布局和中盘时就使用收官所用的“锱铢必较”。

其时,两岸对统一问题大都注重未来结果,较少顾及和研究统一之前两岸关系过渡阶段的理论和实际事务,缺乏营造可以回旋、调节政策的中介地带。汪老这一番点评可谓切中时弊。

“以民心为依归,视同胞为至亲”

待人宽容是汪老个人魅力最突出的特点。而对台湾民众,他始终保持着爱心、关心、信心。他主张对台湾岛内的“民意”应了解、理解、引导,但不能“逢迎”。他深信台湾同胞是中华民族的优秀子孙,深信台湾民众在经历了特殊的历史遭遇后,会本着理性务实的态度和祖国大陆一道,共同致力于中国的发展和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因此,他始终想着如何对台湾民众的历史遭遇予以心灵和政治方面的藉慰,想着如何对台湾民众曾经受到的伤害担负起应有的历史责任。1998年,当时两岸关系紧绷,汪老在日本的“中美日三国战略对话会议”主题演讲中,特别提到中国政府的和平统一政策建立在,始终理解台湾地区民众的历史遭遇,特别是感同身受地理解1895年清政府被迫割让台湾给日本和1947年岛内发生的“二二八事件”对台湾民众造成的苦痛,大陆会考虑以负责任的态度在适当时候向台湾民众作出历史交代并在两岸交流的措施上予以关心。当他讲这些内容时,会场旁听的许多旅日华侨中的台湾同胞当场落泪。

汪老人格魅力的另一个体现是为人谦和、注重和解,他愿意倾听各方面意见。对不同意见,他总是试着去理解,善于在交流中感染并影响对方。民进党在岛内尚未执政时,一些人士以私人身份来大陆时都愿意与汪老交流,并为汪老的个人魅力所折服。

汪老做事认真、周到。第一次“汪辜会谈”筹备中,汪老说辜先生喜欢看京剧,是水平极高的“票友”,于是特别准备了《京剧大家唱》光盘作为见面礼物之一。汪老处理两岸关系的思路和观念既有远见又有具体操作的办法,“屡以大略益趋大势,数经契机成就至功”。而“以民心为依归,视同胞为至亲”又是汪老思考两岸问题的出发点,他关心岛内民意变化,从战略宏观的高度把握问题,从细小微观的角度处理问题。汪老中华文化功底深厚,讲中庸、重包容,注重以对话的模式处理问题。他所推崇并身体力行的中华文化智慧和精神,是处理两岸关系的一个重要的斡旋之地和折冲平台。

更高、更远的眼光和更为开阔的胸襟

汪老一生经历了20世纪的大部分时间和21世纪的前几年,他的经历和修养造就了他的智慧和事功。我们面临着新世纪的展开,回首20世纪,人类经历了社会革命、、殖民地解放运动和冷战之兴衰。而今,信息革命的浪潮席卷世界。在展现人类发展广阔前景的同时,全球性问题也更为突出。在此背景下我们理应思考:两岸何不站在更高的层面上,关注全体中国人的命运,抛弃历史包袱,捐弃前嫌,解决中国统一的问题。共同参与全球联合解决诸如制止战争、消除贫困等问题,构筑平等对待各种文化文明和谐关系,建立公正的世界新秩序。中国人应当有更高、更远的眼光和更为开阔的胸襟。汪老在推动两岸关系发展中的所作所为,正是在这些大的层面上给关心中国统一的人们以极具心灵震撼的启示,每一个对历史和中华民族利益有责任心的人,都应当平心静气地做一些理性的思考。

汪老去世了,但他留下的处理两岸关系的很多政治财富值得借鉴和继承。往者已矣,来者可追。对于后来者而言,当务之急或许正是在遏制“台独”势力分裂活动的同时,体谅台湾同胞的历史遭遇,尊重台湾地区民众的生活方式,全面思考如何在一个中国前提下,为两岸关系发展寻找新的契机;全面思考如何用中华民族五千年历史经验、用博大精深的中华文化来规划两岸的未来。坚持一个中国原则和在“九二共识”基础上发展两岸关系、促进两岸社会融合是汪老一直主张和倡导的;尊重、理解和争取台湾民心也是汪老长期所关注和实践的,这些都是中华民族和海峡两岸的春秋大义,是仁者的思想和智慧。

作者: 辛旗(中华文化发展促进会常务副秘书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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